吴昭仁：关于阜阳试验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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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的缘起
谈起我国的农村改革，人们很自然的就想起1982年——1986年连续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实1987年本也要发农字头的一号文件的，并已于1986年12月24日由胡耀邦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定于元旦发出。但此时因总书记易人，政治性文件提前，那件农字头的文件才以“五号文件”付印。1986年下半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曾有幸参加了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张云谦主持的这份文件的征求意见座谈会。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一是这份文件第一次提出，雇工人数超过一定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这为日后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第一个信号；二是提出在农村“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并且允许突破某些现行政策和体制。
我当时是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单位以前是中共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与中央农研室是一个系统。我与他们熟人较多，逐步知道成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是周其仁最先提出来的。周其仁和陈锡文、杜鹰、孙孔文等人，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同学，并且都是上山下乡近十年的知识青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们就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同龄人一起，对安徽、四川、内蒙古、贵州等地农村萌动的改革特感兴趣。在北京大学的陈一咨的率领下，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受到了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的关注与指点。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多次参与中央一号文件和其他涉农文件的起草。党内机构中央农研室同时挂第二块牌子“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部分成员归入该中心的“发展研究所”。陈锡文任副所长，杜鹰当了科研主任，周其仁是公认的一号科研骨干。周其仁后来在阜阳与我闲聊时还戏称，借用京剧样板戏《杜鹃山》中的一句台词“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把同道不同学的学长王岐山“抢来”当了所长。孙孔文毕业后回到家乡亳县，1986年已任阜阳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进入1985年时，由于包产到户改革已取得全国性成功，粮食已经满足国内低水平的自给，许多产区已出现卖粮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工潮（去沿海打工）开始出现，流通领域问题越来越多，农村改革要向纵深发展了。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决定建立改革试验区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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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是中央5号文件后第一个开启的试验区
阜阳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地区，当时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下辖九县和两个县级市（山东临沂和四川绵阳列为第二、第三）。阜阳境内没有一座中心城市，只有阜阳、亳州两个刚由县城关镇升格的各有15万人口的小市。距离最近的武汉、郑州、蚌埠、淮南等大中城市均在200公里以外。建国以来至1985年，国家对这一地区的人均基建投资仅有10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全区没有一家大型企业，勉强达上到中型标准也只6家。其境内还有一条没有治好的淮河，有三个行蓄洪区，自然条件相当恶劣。令人感动的是，这样穷困地区在包产到户使人民得以温饱以后，群众利用手中很少的劳动剩余，从那些不起眼的、被人看不起的小商品起步，穷地方实行穷办法，创造了草、灌、乔三结合的“四专两厂”（专业户、专业村、专业片、专业市场和户办、联户办工厂）的发展乡镇企业路子，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后来考察、参观、进行商贸活动的人络绎不绝，受到了广泛赞誉。这是主因。
我有个看法，有些事的确与机缘、人脉有关。陈一咨、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王小强、张木生、冉明权中很多人，当年来过肥西、凤阳调研，与周曰礼、王郁昭、陆子修熟识，当然更知省委农业书记王光宇其人。杜润生当年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兼任过豫皖苏四地委书记（即今阜阳、临泉、固始一线），王光宇当时是豫皖苏三地委副书记（即今亳州、永城一带）。淮海战役胜利后杜润生随邓子恢进了武汉，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王光宇当了阜阳地委书记，他俩战争年代就互相认识。六安、滁县地区农村改革走在前，阜阳地区是随后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阜阳乡镇企业的“四专两厂”，在全国很有名气，与温州（私企为主）、苏南（集体企业为主）并列为“伟大光明灿烂希望之所在”的乡镇企业三大模式。而六安、滁县那几年为卖粮难所困，多种经营也没多少特点，就相形见绌了，阜阳是省内新亮点。加之老同学孙孔文的关系，与发展所联系较多，信息来得快，王岐山又兼任中央农研室刚成立的试验区办公室第一届主任，阜阳就当然地占了先机。杜润生对阜阳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印象深，正如他所说：阜阳是中国传统农区的典型缩影，阜阳的乡企发展模式，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包括东部发达地区的后进地带，较之苏南、温州模式可能都更有适应性和易学性。于是，阜阳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真的非他莫属了。周其仁认为，包产到户当时解决了农业的经营体制问题，下一步发展农村更应关注的是剩余劳力出路，是乡企，是劳务输出，是多种经营。所以，在“五号文件”后，第一批七个（阜阳、湄潭、平度、无锡、玉林等）试验区中，阜阳的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区，在日程上排在最靠前的位置。“五号文件”于1987年1月初发出，阜阳试验区工作班子3月14日前就到位（我和省里6人是13日到达阜阳的），3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这个速度是惊人的。省长王郁昭得知讯息后主动代表省里表示同意，阜阳地委书记陈复东同志更是积极，在北京就把一些事情办妥，由阜阳派出车辆去北京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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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是唯一由中央农研室直接领导和直接参与的试验区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了试验区办公室，首任主任为王岐山（发展研究所长兼），一年后由卢迈接任，1989年杜鹰接任，转入农业部后，主任先后为杜鹰、宋宏远、朱守银。阜阳试验区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共安徽省委共同领导，杜润生和王郁昭（省委副书记、省长）主抓，王郁昭调京后孟富林接任。阜阳试验区成立领导小组组长是陈复东（阜阳地委书记），副组长是陈锡文（中央农研室农村发展研究所付所长）和吴昭仁（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汪文斌（阜阳地委副书记），成员有：杜鹰（发展所科研主任）、周其仁、孙孔文（阜阳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张远钦（安徽省农经委调研处副处长）。工作班子成员有：北京方面王岐山送第一批同志到阜阳，参加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和成立大会，发表了讲话，并代表杜润生表示祝贺。第一批成员是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冉明权、邱继成、赵阳（另有三位我记不起名字了）。安徽省也有7人：吴昭仁、张远钦、王玉岭（省乡镇企业局调研处副处长，原为孟富林同志秘书）、张荣华（省农经委主任科员）、张庆军（省计委综合处）、胡卫星（省社科院）、王浩（省农村抽样调查队）。以上人员开办之初在阜阳工作半年多，后各回原单位。陈锡文、杜鹰、吴昭仁约定每三个月在阜阳碰头一次，日常工作由阜阳试验区办公室承担（已确定四个正式编制、正县级单位），孙孔文同志负责，另有一位专职副主任，省里的张远钦长驻阜阳协助。北京此后常来的人还有温铁军、李铁、马莉（女）、张文宝、宋洪远、朱守银等。
阜阳不仅是全国第一个由中央农研室直接领导、直接参与的试验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对其他试验区都只去个把人，从事联络、观察，从没有去这么多精英人员的，且都是以当地工作人员为主。
开启时，发展所还聘请了几位从京沪来的法学、经济学、统计学方面的青年学者短期协助，并请安徽省农调队帮助从事专项调查和一些数据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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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试验区的试验项目
阜阳试验区，特别是陈锡文、杜鹰、周其仁、孙孔文四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先后出台了20个试验项目，极有成效。我保存了当时的全部试验区项目书，周其仁同志向杜润生和安徽省委的口头汇报手稿，杜鹰和周其仁的一些设计和设想，以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年对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看法的课题研究报告。现把我印象较深的讲几点，供参考。
发展经济很重要的是投资环境。试验区首先就抓清理整顿市场，当时农村市场是“七八顶大盖帽压着一顶破草帽”，公安、工商、税务、市容、质检、卫生、医药等等，反正吃公家饭的人，戴着一个大盖帽就可以管，就可以收钱，就可以定工商企业的生死。接着抓整顿市场路卡，我们工作人员自己开车120公里，碰到15家检查站，他们自己都不懂交通法规，红绿旗一把抓，让你不知是放行还是停车，反正都能找到茬子罚款、没收、扣留……。而且罚款还有议价的，要发票的罚得多，不要发票的罚得少，不要发票的当场下腰包。这怎么能搞活流通？三是规范政府行为，审批是寻租的主渠道，晚上先上府邸送礼、白天再进官邸办批文。为了革除弊病，我们建立合署办公制度，发布审批程序公告，张贴收税收费标准，发行投资指南，让一切都在明处。另外还有兴办工业小区，纠正村村办厂、处处冒烟的弥漫格局。
我1984年在桐城县调查，那时他们有九千个联合体，而1985年再去时，只余下七千个，且其中六千户是新组合的。发现联合体合得快、散得也快。我们的传统农村是以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组成的社区，是熟识人社会，办事时，谁都不愿把丑话说在前面，所以常常是患难容易富贵难。往往在事业上升阶段内哄而散。所以企业制度建设上，我对签约章程特别感兴趣。亳州古井镇的合伙企业“老贡酒厂”的章程就特别有意思，弟兄二人各出9万元开办，一个厂长、一个为副、一个派人保管酒，一个派人管原料红高粱，一个是会计、一个是出纳，在企业固定资产未达100万前不分红，只拿工资。今后即便合不拢，也不使酒厂关门，而由政府出面，两人抓阄决定去留。（当然要协商归还他应得的部分）其他企业章程，不论是公司制、共享制、分享制、承包制、私人制、集团制、挂靠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都是以促进发展为主体共计制订了十个企业示范章程样本。这些对世世代代务农的人转营非农产业，确实是急需的知识，直到今天，我觉得仍有意义。老贡酒厂兄弟二人的父亲，就是今日古井贡酒的原业主，原名汉曹酒厂，相传他家有口古井，当年曹操家人用此井水制酒进贡汉朝皇室。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最后转化为国营，这就是古井贡酒的由来。当地人有制酒传统工艺，据说这座古井使得当地的地下水系的水质都适合酿酒，于是其周围小酒厂越办越多，形成十里酒乡，形成了古井镇的建制，是个响当当的特色小镇了。这次定为“古井酒业集团”试验项目。想必贵州茅台镇也是如此。我曾访问过的法国香槟酒产地也是如此，其实就是普通的葡萄酒，产于法国南部一个称为香槟的地方。当地人用自己传统工艺制造的葡萄酒，口感为消费者者喜爱，有了名气，于是成了品牌，称之“法国香槟”，行销世界。名气、品牌，包括被吹捧过的名人明星，都是巨大商业资源。
神医华陀也是亳州人，中药材市场这个试验项目做得较好，市场管理规范，药材质量、等级由专人鉴定盖章担责，场内逐日公布全国四大药都（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江西樟树、河南禹州）及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价格，让进场商人相信这里交易公道，赚取合理合法利润。当地是百万人口大县，三分之一农户种植中药材，全国各地每天来此买卖中药材三万人以上，多时超过四万。当时就有几家媒体报道，在亳州药都没有你买不到的中药材，也没有你卖不掉的中药材。坊间甚至传言：有些误读“毫县”、“毫州”的国人，由于时常听说这个中药材市场的名字，才知道安徽省这个地名的正确读法是“亳州市”。据百度网显示：如今亳州已成为全球最大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当时在太和县城旁和蒙城县双涧镇各办一个工业小区，结果前者比后者发展又快又好，对我启发很大。农民盼进城，起码是进县城。1995年回良玉省长约我谈农村城镇化之路时，我提要从县城突破，使县城集聚全县10％至20％人口，再造几个3万人口左右的中心镇；我不赞成建设厅提的“建设星罗棋布的小集镇”的提法，更不能在县以下地域搞什么工业小区、开发区，因为没有吸引力，我以阜阳试验为证。当然，历史文化名镇和特色小镇除外。回良玉支持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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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进行土地二轮承包和农村税费改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阜阳乡镇企业制度建设试验已基本完成，各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日趋规范。此时中央农研室已撤销，经农业部和省委批准，阜阳从单一改革试验，改为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报国务院备案。重新成立领导小组，组长为孟富林，付组长为吴昭仁和历屆阜阳地（市）委书记及专员、市长。在这种情况下，阜阳地区依旧改革不停步，适应群众意愿，运用阜阳是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一重要组织资源，开展了两项极有影响、在全国率先的改革试验。
一是完善土地家庭承包，促进自愿、有偿流转。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改革，并确定15年不变。安徽省1978年在全国最早搞起来的，即将到期。于是，1993年3月，省政府在合肥召开了市场农业研会，邀请全国知名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朱厚泽、王郁昭、吴象等同志参会并作学术报告。会后以研讨会名义写出纪要，建议在第二轮承包中，这了避免因这些年的家庭人口变化造成承包地不稳定，明确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这个纪要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都报送了。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1993年13号文件，规定第二轮承包再延长30年不变，“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阜阳地区非常积极，秦德文书记亲自抓，分管副市长王春奎带队驻点亳州市在全省先行先试，很快在全区舖开。全区统一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并提出明晰四权：巩固所有权（归村民小组所有），明确发包权（因村民组没有公章，由村委会发承包证书）、落实承包权（承包户为本村民小组的农户）、放活经营使用权（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耕地可以有偿转让，转包期可长可短，但最长不超过30年）。当时每个乡镇都建有档案，各种资料妥善保管。这一改革就使得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稳定而完善了。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不仅要有产品市场，同样要有要素市场。土地是一种稀缺而不可再生的资源，但我们坚持土地公有制，不能买卖，而如果土地这个很重要又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不完整。现在阜阳的改革试验，使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又不改变土地公有制的性质，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临泉是我省人口最多、耕地也较多的一个大县，包产到户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而劳动力剩余很多。当时情况是大批劳力外出打工，农忙时又影响农业生产；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而有些外出打工者两头不安心，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才进城找活，很不方便，既影响生产，又增加开支，减少了收入。所以临泉县在这次土地二轮承包中，重点抓了土地有偿转让，使得一些耕田能手、农业经营能手留在农村扩大经营，而打工者在外又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不再当“候鸟”。我举个例子：单桥乡农民韦建华，1994年从本村农户租地100亩，亩年租金400元，种植西瓜和蔬菜，出租耕地农民安心外出打工，在家妇女和不上学的孩子，还有不外出的打工的，可以受雇于韦建华进行田间管理，另得工资，平均起来一亩地的租金加上工钱在1600元以上，约比自家经营收入增加一倍。而韦建华的年收入达25万元，因为他既是耕田能手又擅长经营销售。这样的事例在临泉数以千计，当年还有不少乡镇单位，也采取这种办法让富余人员分流经营农业。全县当年流转三万多亩，到1998年，通过这种方式已转让土地20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2%。1994年底，省政府在临泉县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改革发展经验。由于我在机关分工农村政策研究和农地承包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所以省领导指示我作专题发言。我说阜阳和临泉这次改革经验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根据我现时的认识，起码有四点值得认真研讨。第一，是在传统农区，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非农就业门路既少又不稳定，爱土如金心里牢固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向经营能手积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其原因是不侵犯农民财产权，有转让租金（在此之前农民不敢有偿转让，因为政策不明确，怕被说是地租剥削）；且承包期稳定，合同期可长可短，愿意自己经营时可以收回。第二，是在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还不高，农业科技推广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农村提高科学种田水平，提高单位产出率的有效途径。敢于租赁经营的大户都是耕田能手，这些人能干又会干，据省农调队资料，普通农户当时亩均年产值千元左右，而这些人高的达到5000元以上。现代世界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的竞争，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尤其要重视单位土地产出率，重视能人经营。第三，它有利于能人效应的发挥，从而做到大富带小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自己做农村工作廿多年了，有个深刻印象，认为农村中能够自行面对市场，创造较高效益的，只占农村劳动者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人是一种依附型素质的“老实头”，看到别人搞什么挣钱就跟着照葫芦画瓢，有的还画不圆；自己闯荡根本没那个能耐。现在把土地转让拿租金，受雇打工等于进了现场培训班，既学生产技术又学经营经验。我来调查时曾问过几个雇工，他们说学到了不少东西，打算自己也包地经营，甚至有的人还准备出县出省去当转包经营大户。第四，这种办法体现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益原则的最佳结合。由于我们的国情关系，土地只能以福利原则按人分包，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益原则相悖，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找寻二者结合的办法，包括平度试验区的两田制（口粮田人均有份，另一部分责任田即效益田只给能者经营，以保证国计民生需要）试验，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因为农民不接受。现在阜阳终于找到了办法。我建议要把这个成功经验在全省推广。会后人民日报在1994年12月26日第二版头条，用了二千字报导了临泉做法《值得探讨的土地租赁经营》，安徽日报也以《从两权分离走向三权分离》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精神。次年初除西藏、台湾外，各省市区都来人参观考察（结合太和税改一起）。我在合肥接待了上海市农委一位副厅级巡视员率领的上海市10个区县共11人的考察团，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黄菊书记派我们去阜阳学习土地有偿流转的经验。”
二是试验农村税费收取方法改革。
90年代初期，农民负担问题非常突出，国务院92号令规定，农民每年人均税外负担（即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行政管理费，五项乡统筹乡村道路建设、乡村教育附加、民兵训练、计划生育补助、军工烈属优抚）不得超过本村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而合肥以北，特别是阜阳地区实际收取在1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常常发生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合肥市长江路常常被农民上访的拖拉机堵塞，两个省衙也被封门，中央几次点名通报批评。1992年底涡阳县新兴镇第一个吃螃蟹，宣布年人均只准收30元，但由于县人大坚决制止而夭折。随后邻居太和县先走一步，事情起因是：太和县长马明业，1993年夏末上任刚一月，住在县招待所，一天凌晨被一个戴着手铐的军属老农惊醒，一问才知他因交不起各种杂费，被乡政府铐在一间房内，他利用看守人员熟睡之机，翻窗外逃，沿着铁路夜行六十里来县，找县长鸣冤诉苦。处理完此事后，没多久又收到我转去的一封信：我的老领导、省委老书记王光宇，战争年代的警卫员，离休后老夫妻两人都已七十多岁，回家乡太和县农村养老，当地却要他两人各交80元“不得超生保证金”；他写信给老首长：“你看我两人还能生孩子吗？”光宇把信交给我处理。我和马县长认识较早，1987年我兼任阜阳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阜阳工作半年多，他当时是界首县常务副县长，主管该县改革试验区工作，我两接触较多；1989年他又随我一道出访泰国半个月。由于这层关系，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他处理了。这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心想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肯定会出大事，我们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于是和县委书记王心云等领导成员商议后，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农经委、财政局、粮食局等单位参加，深入基层调研，仔细测算，于这年10月提出将该县农民全年应交的各项税费捆在一起，定量征实，统交分管。即每个农户按每承包一亩地交100斤粮（60斤小麦、40斤玉米），除此之外，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增加老百姓任何负担，否则法院受理。粮站结算后，属于税的一块给乡财政所，属于费的一块给乡经管站，若有多余，作为第三块资金，以丰补欠，一定三年不变，水涨船不高。定购任务也包括在这100斤粮之内。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律在农闲时出工，不得强行“以资代劳”向群众收钱。方案经阜阳市批准后，报到省政府。根据省领导批示，主管部门省农经委召开省政府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财政厅、省粮食局、省体改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认证会，定名为农业税费收取方法改革，最后由省领导签发的省政府办公厅正式批文，于1994年开始实施。当即发生奇效，农民收获后十天完成交售任务，全年无一户上访。省农民负担监管办公室和省纪委执法监察室联合调查六次，农业部合作经济指导司长徐国洪率领六个省的农民负担监管人员来太和检查，阜阳市农经委、试验区办公室查访，都一致反映农民满意。我在年终时与三位同志一道，未告诉任何人，直接进村，随机走访了四个乡镇21户农民家庭，谈及这次改革都是喜笑颜开，一致认为比前些年负担大大减轻。我在给省政府汇报中写道：在我廿多年农村工作记忆中，农民对某些工作表示如此满意的，除了当年的包产到户外，就是这一次了。我总结了六个满意：财政满意，农业税收按时足额入库；粮站满意，主渠道掌握了充足粮源；银行满意，统一结算，减少了现金流量，又不打白条；基层干部满意，不必上门催粮收款，密切了干群关系；党政领导满意，社会治安显著好转；最主要是群众满意，农民负担较前些年减轻近一半。（当然，也有些作风不正的人不满意，因为不能再乱收乱捞多吃喝了，但他们说不出。）
1994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姜春云率领国家机关六位部领导从河南省来阜阳地区视察，省委卢书记要我和太和县委书记王心云向中央领导汇报税改情况。我尚未讲完，随同而来的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同志就打断，说税权在中央，你们擅自把税费捆在一起，这会坏了国家税收声誉，再说特产税是据实征收，你们统一包干更是错误的，应该立即纠正。未等我解释，姜副总理即说：你讲的这些是理论，我当过省委书记我知道，有哪个地方特产税是据实征收的？谁能搞清每个农户种了多少亩西瓜，收了多少斤，卖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真要搞清楚，恐怕税收成本比你收到的税款还要高得多。一席话把这位部长讲得哑口无言。姜春云同志接着明确表态，农民满意，方便监管，又确实能减轻负担，应当支持。1995年初，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安徽省副书记方兆祥被指定作大会发言，介绍了太和试验的做法和效果，大受欢迎，特别是中部农业大省，纷纷表示学习太和经验，进行这样的改革。
省内的涡阳县第二年也照样全县实行了。1996年阜南县中岗镇发生了一起村干部持械上门扒粮致一死二伤案件，中央严厉批评安徽，省委领导找阜阳市主要负责人谈话，训戒他们不要再给安徽抹黑了，并令我协助阜阳研究全区都推广太和的做法。我以省业务主管部门和阜阳试验区的双重身份，与阜阳市农业副市长王春奎同志及市农经委、市税改办公室（当时专门成立的机构）、市试验区办公室一起，共同研究，因为当时粮价波动较大，由征实改为征货币，北部亳州、涡阳、蒙城、界首、太和经济稍好些，农民人均年交140元；南部阜南、临泉、颖上、利辛、颖州、颖泉人均130元。1997-1999一定三年不变。这个数额虽然比中央规定的5%限额略高，但比当时实际收取的200元以上要低得多，所以农民满意。也是报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的。收取办法是粮站收粮时统一代扣。
农业部试验区办公室非常重视安徽的改革试验，杜鹰主任邀集多个中央机关、多个省份、多所农业院校的50多名学者、专家，于1995年4月来到太和现场调研、座谈，给予肯定，提出许多指导意见，并把太和试验定为全国性的试验课题。
时间到了1998年，这年国务院发布了《粮食购销条例》，规定粮食购销仍由国家粮食部门主渠道承担，为避免农民将粮食卖给私商，规定各级粮站不准压级压价，一律现款不打白条，特别重要的是收购时不准代扣除农业税以外的任何款项。接着又发布了违背粮食购销条例的处罚条例。各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方，显然都与此法规精神相悖。回良玉省长向国务院写报告，说阜阳是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要求按当时文件精神，作为特例，允许突破，继续由粮站收粮时代扣。因为这两个条例都是朱镕基总理提议并签发的，没人敢批。省领导考虑，如果仍由干部进家入户收取，不仅困难重重，尤其担心诱发不测事件。因此派农业副省长带我一道去京当面请示汇报（我们又将阜阳市税改办姜涛、邹新华两位主任也一同约了去）。我两商议，认为直接向朱总理请示不行，按他的个性不可能同意。我两都与温家宝同志较为熟悉，想从家宝同志处获得支持。但在与田学斌秘书预约后，一个多星期也无回音，住在安徽驻京办事处非常焦急，我们也理解家宝同志对此有难处。当年长江发生大洪灾，一天下午我们得知家宝同志以中央防汛总指挥长的身份，乘专机视察荆江大堤，经武汉、九江于明天抵达安庆。我们决定立即回到安庆找他。但当时已无合肥的航班，于是乘午夜去南京的飞机，凌晨一时到达，合肥赶到的小车把我们连夜送到安庆宾馆。这天家宝同志下午六时才飞抵安庆，又立即从机场坐车去沿江检查大堤情况，到军群护堤工地慰问，直到九点多钟才到宾馆，吃饭后又开会听取省市领导防汛情况汇报，晚十二时后才结束，次晨即飞往南京。我们没有插进去讲话的机会。这时农业副省长想了个办法，找来引路车和首长车的司机，要他们明天从宾馆到海军机场的行进时间，一定要用慢速，按20分钟才能到开行。安排温副总理坐中巴二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坐三排，他自己坐门口的独位，我和水利厅长蔡其华坐第一排，以便回头就能对温讲话，在开车途中请示汇报。当时我只汇报几句话，家宝同志就笑说：昭仁你不要多讲了，你们的意思我知道。允许你们按照原试点方案继续执行。但是，如果向农民多扣一分钱，或者扩大了代扣地域的范围，一定拿你们是问。说后面两句话时，他特意回过头来，对着卢荣景、回良玉。书记和省长立即表态：坚决遵办。由于是当面请示，口头批准，没有文字依据，粮站仍不敢代扣。于是采取我向省委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汇报的办法，阜阳市委、市政府两办以[1998]4号文件转发我的汇报原文，作为执行的依据，问题才算解决，改革得以继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当年有好几个省（如河北、河南、湖南、四川等），县或乡镇推广过太和的税改办法，但都因与国务院《粮食购销条例》精神相悖而夭折，只有阜阳全区的税改硕果仅存的原因。阜阳是占了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光！家宝同志特批的。
写到这里，我想插说一段当时发生的精彩对话，虽说与本文主题无关，但我觉得很有意义。由于车子仍是慢速度，这就有了富余时间。家宝同志说，他在荆州时看了当地的州志，满清王朝对防汛抗洪非常重视，每次出现洪涝灾害，当地州官、县官、水官都必须守在堤坝上，一旦堤坝溃破，水官当即跳水，州官和县官在安顿好灾民后再处死；乾隆皇帝更严厉，不仅当任水官处死，还要向上追究三任。接着他专门指着水利厅长说：“小蔡，你要知道你肩上的担子的份量。”蔡其华答的很庄重也很得体，她说：“请家宝同志放心，我一定要争取活着去向您汇报：长江大堤安徽段安然无恙。”卢荣景接上就说：省委决定，安庆至宿松这一段江堤由省委副书记方兆祥负责；下游安庆至芜湖这一段，由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沈善文和副省长张平两人负责。临行前，我对他们说，如果出了事，你们就不要回来了。前两天九江汛情紧张，所以老方昨晚没来听你作指示，他不敢离开岗位。回良玉也跟着就说，我们立了军令状，一定死守死保，长江大堤安徽段绝不出问题，请中央放心。担任省防讯指挥长的副省长也说：蔡其华的前三任，周骏同志已经去世，郭旭升、郝朝德两位老同志，虽然都已年高体弱，但每年讯期仍然参加防讯值班，当顾问当高参。家宝同志高兴地对同来的马凯副秘书长说：你记住，到南京后尽快接通北京红机子电话，我要立即向总书记、总理报告。（注：这天是1998年7月30日，当年长江防讯胜利之后，安徽日报开展了“防讯一日”征文，于10月25日，我以“铿锵的誓言”为题作了报道。）
阜阳自1997年实行税费收取方法改革以后，从此再未发生过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了。2000年国家决定安徽等三个省一起，试行由财政部长项怀成、农业部长陈耀邦、中农办主任段应碧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出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后来另外两省都不积极，于是只在我们安徽一个省先行先试。2001年2月，温家宝副总理受朱镕基总理委托，率领中央机关15位部长、召集15个省的省长在合肥开会，研究、推广安徽的试点经验。家宝同志2003提担任总理，2004年3月5日他第一次在全国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宣布当年全国全面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三年后国家又宣布，自2007年起，全国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取消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内事务需要农民出钱出力的，由村民自治一事一议自行决定。“一步跨过二千年”，从西汉以来中国农民交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寿终正寝了！
安徽党、安徽人民，1978年由肥西山南、凤阳小岗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大包干，为我国农村改革带了个好头；
这次阜阳地区、临泉县、太和县又在土地第二轮承包、农村税费改革方面带了个好头；
阜阳试验区在农村改革中也做了自己应做的一份工作，尽了自己一份努力，作出了一份贡献！
仅以此文纪念阜阳试验区成立30周年，迎接我们伟大祖国农村改革40周年！
（注：阜阳试验区办公室在进入21世纪后机构撤销）
2017.12.18
编辑：程果 熊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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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昭仁
